《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17条规定：原告请求解除行政协议，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判决解除该协议。

历史和现实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并以此为主干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党的制度，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具有的大党的气派、大党的智慧、大党的治理之道。

不言而喻，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些没思想不讲理的制度规定产生预期执行力，党内法规的理直气壮来自建章立制的顺理成章。党规之治联动党内党外，这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相匹配。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是两个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联系的范畴，发展属于本体和目的，治理属于保障和方法，循制施治目的在于铺设发展之路。做到这些，用条例那样的体例是难以容纳的。强调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经验表明，制定党内法规只能适应、遵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违反或者改变它。相对而言，党情在影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上属于首要的、内在的和最直接的因素。同时，意志自由意味着应当允许意志的自由变动，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形成新的意志，因此人民意志又是变动中的相对确定。

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不仅来源于风险，也来源于法律确定性的损失。由此形成了政治国家一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尤其是在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等制度将科学决定注入法律规范后，宪法一方面需要对引入的科技立法与决策进行合宪性审查，避免引入的科学技术本身对社会秩序和基本权利造成损害，另一方面也要对变动中的法律规范进行二次审查，防止法律规范因动态发展的科学技术而逐渐悖离宪法。宪法间接实施的思路是，当某一社会生活领域需要予以调整时，立法率先回应，宪法主要对该立法草案进行合宪性控制。

注释:[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278页。[32]韩大元：《论我国现行宪法的人民民主原则》，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第34页。

具体而言，预防型法治建设受到宪法中以下三对关系的制约：（1）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后果往往难以补救，或即便事后补救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前者如生命的消逝无法逆转，后者如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后的重建。（二）建立宪法的直接实施机制我国宪法实施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推动和保障宪法实施。风险预防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实现法治的稳预期功能。

目前学界已就风险治理中的宪法结构、宪法功能转型、国家的风险预防义务等展开研究，[6]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宪法稳预期功能的基本内涵蕴含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属性之中，可从规范、结构、价值三个方面分析。对风险的识别与规制高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有义务促进各社会领域的安全和繁荣发展，但是也不能一味追求零风险而过度干预社会，以政治理性取代社会各领域的自主理性。

近代的限权宪法预设了国家权力是侵害个体权利的主要因素，忽略了来自市民社会内部的威胁。[31]也有学者从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指出，1978年之后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出，我国从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转向功能分化。

四、宪法稳预期功能的实现途径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需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宪法对部门法的统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形成，二是越界控制。

法律决定通常是以如果/那么的形式作出的，如果特定的条件被满足——如果之前确定的事实构成被给予，那么就必须作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宪法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在宪法框架内结合宪法规则、原则和精神，探索国家机构职能的空间和边界能够有效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理论建构层面，许多学者通过论证宪法的横向效力来扩大宪法的效力范围，强化通过部门法路径的宪法实施。制宪与修宪过程是一个广泛民主讨论的过程。这就需要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直接互动，也就是在我国宪制下构建宪法的直接实施机制。如果仅仅将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理解为一切法律规范不与宪法相抵触，那么宪法权威将很容易流于形式。

[21][德]尼可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人民意志的这种特点使其难以把握，并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确定性指引。

预防型法治观则强调积极主动地应对风险，避免风险现实化。以1918年苏俄宪法和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为标志，现代宪法重塑了国家与社会。

前瞻立法应从宪法的整体视角出发，根据不同部门法的特点，从社会资源调配、风险分配、程序衔接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建立相互融贯、相互协调的预防型法律体系。因此，对基本权利采取的风险预防措施必须时时接受宪法的审查，对于出现的各种权利冲突也应在宪法层面作出判断。

[36]Vgl. Thomas Vesting， Vefiassungageschichudliche and verfussuingodogmatische Grundlagen， in:Horst - Peter Gutting /Christian Sehert/Walter Scits（Hrg.），Handbuch des Persnonlichkeitsrechts， 1.Aull.，C. H. Beck， Mtnchen，2008，5.108.转引自王错：《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第104页。[43]韩大元：《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及其平衡》，载《人权》2020年第3期，第13页。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也只能从具有超越地位的宪法层面得到解决。五、结语现代社会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预防型法治观要求提前对未来的不确定进行规制，但是这可能会对法律的稳定性产生冲击。

其中，第21条在总纲中指明公共卫生事业是国家目标之一，对一切国家机构都具有约束力。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232条、《环境保护法》第59条第1款、《刑法》第338条均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出了规定，从责任构成方面来看，三种环境责任的认定均引入了政策考量。

此外，宪法中的其他规定也构成了公共卫生体系的背景。宪法规范蕴含了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价值取向，基本权利条款确定了公民可预期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采取的预防措施不能违背宪法中规定的国家目的，不能逾越宪法赋予国家的职能与权限。[42]预防主义宪法不能只局限于限权，还要注重对国家权力的赋能，在宪法框架内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释放国家治理效能。

总之，宪法直接与公共卫生领域发生关联，明确宪法对国家与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要求，可为在该领域开展预防型法治建设提供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0]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宣告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的宪法修改中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对此，王汉斌指出，这次对刑法反革命罪的修改，是考虑到我们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宪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作用，从国家体制和保卫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从法律角度来看，对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行为，规定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比适用反革命罪更为合适。

[38]人格尊严作为一项基础性宪法价值原理，超越了修宪目的和体系结构对该条款内容的约束。[8]对于引入科学决策之后的法律规范，只能从宪法这一高级法的视角才能进行审查。

在《共同纲领》奠定的政治基础之上，1954年宪法完成了国家建构的使命。[9]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第32条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跟踪评价也体现了这种动态规制。

在必要时，即便没有法律的规定，国家机构可以根据宪法规定能动地行使职权。在近代宪法的保护下，市民社会得到繁荣发展，一部分私主体迅速成长，其掌握的资源、信息等甚至可以与国家抗衡。